经典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，在于其义理的开放性和解释的可能性。这种特性使得经典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《论语》作为一部语录体的经典著作，正是通过历代学者的不断诠释和解读，得以常读常新。

从东汉郑玄到南朝皇侃，再到宋代朱熹，《论语》学经历了三次重要的转变。这些注疏不仅是对经典的深化理解，更是对时代问题的回应。通过研究这些注本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经典如何在不同时代承担起"经世致用"的责任。

郑玄作为汉代经学的重要代表，其《论语注》深受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影响。他试图调和当时激烈的学术对立，提出了"道通为一"的经学体系。这种以礼解经的方式，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现实问题，也为后世经典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
魏晋时期，随着玄学兴起，《论语》开始独立于五经发展。皇侃的《论语义疏》便是这一转型的重要成果。他将《论语》比作"小而兼通"的明珠，强调其在义理上的完整性。这种对经典的重新定位，为后世提供了新的诠释路径。

宋明理学时期，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标志着《论语》学进入了新的阶段。他提出的"学成圣人"理念，将经典研究提升到了心性修养的高度。这种对经典的全新解读方式，不仅回应了佛教和道教的挑战，也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
从郑玄到朱熹，《论语》学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历史。每一次诠释都为经典注入了新的内涵，使其能够适应不同时代的需求。这种推陈出新的能力，正是经典生命力所在，也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。